近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易西兵应长沙博物馆特邀，做客“湘城讲坛”，在该馆举办了主题为“都城·都会——秦汉广州的历史图景”的讲座。

易西兵结合正在长沙博物馆举办的“帝国南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通过有关广州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珍贵的出土文物图片，从负山带海、南越都城、番禺都会、融入华夏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广州成为“都城”和“都会”的来龙去脉，为我们解读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呈现的秦汉时期广州历史图景。

易西兵首先分析了广州的地理、区位，认为广州“负山带海”的区位优势是其自古以来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条件。南越国是西汉初年中国南方的一个诸侯王国，由秦将赵佗建立，以番禺为都，历五世共93年，疆域大致包括现在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西汉时期番禺成为南越国的都城，居于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之后，易西兵侧重介绍了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以及当时臣民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等考古成果，展示了秦汉广州地区发生的汉越及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图景。

据他介绍，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和北京路交汇处，地处广州历史城区中心，这是广州城市的原点、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是广州城市2000多年发展历史的见证；南越国宫苑遗址之下有秦代遗存；在南越国宫殿和御苑遗址之上，还堆积着汉、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至民国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层。

南越国宫苑由宫殿和御苑组成；经考古发掘和钻探资料推测，南越国宫署遗址总面积至少15万平方米；1995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宫殿基址、石构水池、曲流石渠、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1995年发掘的南越国石构水池、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曲流石渠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于1983年发掘，墓内随葬器物1368套11392件，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随葬器物包括：印玺23枚；玉器200余件；铁剑10把；以及大量铜、金、陶、玻璃等不同质地的器物。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位于广州市西湖路与惠福东路之间，东北距南越国宫署遗址约500米，于2000年发掘，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

易西兵认为，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是反映埋葬习俗及社会经济文化面貌的重要方面。

他说，麦英豪、黎金编著的田野考古报告集《广州汉墓》，对1953-1960年广州地区考古发现的182座南越国时期墓葬进行了较全面的类型分析，此后一直被学界广泛引用。1980年代至今，广州地区特别是秦汉蕃禺城周边又发现了近500座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page]

秦汉蕃禺城周边的“南越人”文化，从墓葬反映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墓葬形制，底铺小石、带柱洞、带腰坑、设二层台、“架棺”。二是有大量的随葬物：1. 瓮、罐；2. 瓿（小部）、双耳罐、三足罐（联罐）、小盒、三足盒（三足小盒）；3. 碗、盆、釜；4. 鼎、盒、壶、鈁；5. 薰炉；6. 提筒；7. 四耳瓮、四耳罐、灶、井。上列七项中的1.2.6.三项属于地方特色的器形，3.项为一般的饭器、盥洗器及炊器，4.和5.两项是汉文化器物，但5.项的造型纹饰同具地方特色，7.项已显示出年代稍晚的特点。

广州地区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依墓坑和墓室结构进行分类，一是石室墓，只有南越王墓一例；二是单棺无淳墓，即直接在竖穴墓坑内放置棺材，再覆土埋藏，其规模较小；三是竖穴木淳墓，分为单室墓和分室墓两型。

易西兵分析认为，从墓葬形制反映出多元文化特征。竖穴木椁墓反映了强烈的楚文化因素，而南越王墓葬室竖穴与横掏墓室的结合又有秦文化的遗风。在吸收楚文化葬俗的同时，也保留了越人的埋葬习俗。如底铺石子墓、带柱洞墓和带柱洞底铺石子墓，很可能是融合了楚、越两地埋葬习俗的产物。墓底带腰坑的习俗应该是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有差异。

易西兵说，南越王墓随葬器物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如几何印纹硬陶器、越式大铜鼎、大铁鼎、屏风的人操蛇托座、蟠龙护蛙托座及铜熏炉等属于本地越文化的器物；属吴越文化的有铜鉴、句耀等；属秦文化的“张仪”戈、蒜头壶、陶响盒、陶响鱼等；反映巴蜀文化的有16件成系列的铜鍪；属于匈奴文化的有铜牌饰、羊头纹杏形金叶等；属于楚文化的有墓室壁画、青铜器中的铜鼎、铜镜等。有的一件文物具备多文化因素，如漆木大屏风将楚、越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墓中出土的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红海乳香、焊珠小金泡等，无疑见证了2000多年前中国和海外交往的器物。

在广州地区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一般贵族和臣民墓葬中，以随葬陶器为主，另外还有铜、铁、玉器、金银、滑石、珠饰和漆木器。铜器有镜、鼎、釜、盆、铜钱和戟、矛、剑等，基本上都是汉式器物，铁器以后兵器和生活用器为主。陶器最明显地体现了汉、越两种文化特色。汉式的陶器包括鼎、盒、壶、鈁等仿铜礼器和熏炉、釜、盆等生活用器；越式陶器包括瓮、罐、瓿（小瓶）、小盒（三足小盒）、联罐、鲍壶、提筒等。除了器物类型，纹饰也充分体现了越人的文化特征。

易西兵指出，西汉南越国的价值和作用主要体现在：是中国南方地区第一个封建地方政权；促进了岭南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使岭南融入华夏文化圈；奠定了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确立了古代广州以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推动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促进了广州的海外交往，广州由此积淀了深厚的开拓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和城市特质；留下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重要文化遗产，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是广州的重要文物资源和宝贵财富。[page]

赵佗是河北正定人，骁勇善战，极具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善于处理民族关系，和集百越，且高寿，是统一岭南、开发岭南的功臣。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玳瑁、犀、象、果、布之凑。”广州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船模、船纹及相关遗存，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造船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已经具备较强的航海能力。

关于出土文物中的玻璃器与珠饰，易西兵介绍道，1953-2016年，广州发掘了1500余座两汉墓葬，其中242座墓出土珠饰21303颗(包括南越文王墓)。从出土情况看，珠饰的拥有及使用者地位较高，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从单座墓出土珠饰的数量、种类、位置看，部分墓葬出土珠饰较少，仅1至数颗，较多的墓葬出土十数颗至数百颗不等，不同材质的珠饰常常组合成串，装饰于人体的头、颈、胸、腰、足部；有些珠饰并未出土于死者身上，而与其他物品放在一起，有可能象征财富；有4座墓出土珠饰上千颗，可能编缀成珠福，用以殓葬。

第一阶段是西汉前期（南越国时期），数百座同期墓中只有14座墓出土珠饰3255颗，其中南越王墓出土的珠饰超过3100颗，其他墓葬出土不足150颗。

第二阶段是西汉中后期，有89座墓，出土珠饰6812颗。

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有139座墓出土珠饰11236颗。

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有20130颗可辨明材质，分人造材料、金属材料、天然材料共三大类16种。

1.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以玻璃珠数量最多。从化学成分分析，包含铅领玻璃、铅玻璃、钾玻璃、钠钙玻璃、钠铝玻璃、钾铅船璃与混合碱玻璃7种成分体系。

2. 从矿产资源分布、珠饰制作传统方面分析，来自不同的地方。

3. 器型特征对比研究表明，存在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

4. 结合珠饰在广州汉墓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

（1）西汉前期珠饰的数量不多，集中出现在南越王墓和少数贵族墓葬中，以国产铅领玻璃珠、玉珠为主，表明广州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较为密切。

（2）西汉中期以后，不同成分体系的玻璃珠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各种宝玉石质珠在广州大量出现，不同器型风格的珠饰共存，表明岭南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甚至远的西亚、地中海地区也存在一定的贸易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进行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海上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它大大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是经济贸易之路，是技术传播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和平友谊之路。

秦汉番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西汉南越国都的番禺；二是作为南海郡治的番禺。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玻璃器、银盒、熏炉等器物，以及石构建筑等考古遗存，反映了汉代番禺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实证番禺是“珍奇荟萃之地”，是全国闻名的“都会”。[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