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销售图书往往是线上发布信息、线下发货,判断图书是否盗版,主要依靠商品描述、卖家声明和解释等信息,无法事先进行全面有效判断。而且,有时候商家发布的信息只是引流,交易是在其他平台进行,判断链路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刘晓春说,电商平台盗版图书治理面临判断难、协作难等问题,是这一行业顽疾难以得到根治的重要原因。
杜颖认为,相比于传统盗版图书售卖,电商平台上销售盗版图书具有交易隐蔽性强,销售范围广、数量多,真假混卖、证据难以确定等问题。
“即使发现了盗版图书,想要成功维权也并不容易。”杜颖说,对著作权人和出版社而言,电商平台的盗版书商以个体形式大量出现,交易隐蔽性强,维权成本较高,回报却又相对较小,而且即使查封了一家店铺,另一家店铺又会在平台上出现,陷入点对点打击的“地鼠怪圈”。
在刘晓春看来,对于著作权人、出版商以及消费者等相关利益主体而言,保护正版面临举证难、维权周期长、赔偿低、效率低等问题,让盗版图书有机可乘。加之目前电商平台的图书治理尚未形成各方联动的有效协作机制,在线索提供、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共同惩戒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电商平台应当承担相应主体责任
近年来,相关部门多次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整治盗版图书,并多次将电商平台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今年2月,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中宣部反非法反违禁局、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教育部教材局、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联合启动“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严厉整治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领域侵权盗版乱象,要求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落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
电商平台也在持续强化治理手段,打造健康且正规的图书销售渠道。例如,抖音电商2021年上线知识产权保护平台IPPRO,至今已为超过7300个权利人和11000份知识产权备案维权提供了服务,受理侵权投诉超5.7万次,删除侵权链接超6万条。
杜颖指出,电商平台应当依法建立保护规则和“通知-删除”机制,主动探索图书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关于电商平台图书版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中。尽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关于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一般性规定,并非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用户和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其确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判断的主观要件以及“通知-删除”机制,与电子商务法没有本质区别。
杜颖认为,除了法定义务外,平台还可以采取其他自治措施。例如,针对不同的投诉主体,平台可以根据以往的交易大数据和投诉大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进行分层分类,并据此设置白名单、黑名单,将诚信的投诉人列入白名单,对其提出的权利保护请求可以放松审查,甚至可以为其设置绿色通道,加快其投诉的处理。对于数据反映出来的恶意投诉人,要作重点提示,加强对其通知的审查,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进行重复性恶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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